科恩构想中的“社会投资”，是运用这笔基金，协助刑期一年以内的囚犯改过自新、重投社会。根据统计，英国这类囚犯出狱后因找不到固定居所和工作，于放监一年内重犯的机率超逾60%，那意味着囚禁犯人的经费不仅一年比一年多，而且成为政府经常性的沉重负担。SIB支持的“社会行动（投资）”是培训释囚，比如一项十六周的油漆工训练便甚成功。这种“社会行动”还包括为释囚安排住所（据说许多释囚是因为放监后居无定所而再度犯案）。数据显示，“安居乐业”（有瓦遮头及有固定工作）令大部分释囚不会重蹈法网。迄2014年8月，该市重犯率比全国平均数低8.4%，如无意外，SIB将于2016年第一次派息，资金当然来自政府省下的监狱预算。

SIB虽然在盈利上无足观，但以捐钱为手段的慈善机构，于做善事（令犯人重生）之余还有收入且可节省政费开支，确是鼓舞人心之举，政府马上介入，是应有之义。英国保守党政府于2012年成立一个资本达6亿镑并委任科恩为主席的“大社会资金”（Big Society Capital），致力于通过“社会行动”以“分担政府工作、削减财政赤字”。如今保守党成功连任，首相卡梅伦早前提出、具体内容尚不清楚的“大社会”（Big Society）计划，看来会有很大发展空间。

当今之世，政府财政支绌是常态，见猎心喜仿效SIB的政府多的是，英国的便有艾恩斯郡及伦敦市，海外的更数不胜数，如美国、澳洲、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印度，都已成立类似组织。而罗纳德爵士还成为八大工业国（G8）的“社会关爱投资小组”主席。看来这种可以减轻纳税人负担而又能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虽然比起金融市场的暴利只是蝇头小利）的“社会投资”事业，会慢慢成为一门吸引慈善机构大力投入各“有意义又有收入”的金融事业。

2011年7月转任牛津赛伊德（Said）商学院院长的杜芬奴（P. Tufano）教授，在他求学及教书三十多年的哈佛时，写下不少对业界具有重大影响、有关工商管理及金融革新的著作，然而，他私心最关怀的，是如何凭借金融革新，让被金融机构摒诸门外的低收入阶层，能够从蓬勃兴旺衍生工具推陈出新的金融业中分杯羹。事实显示，只要愿意，“有钱人”都能受惠于日新又新的金融工具，但一向以来，银行家不做“穷人”（年收入一万美元左右的家庭）的生意，因此，金融活动带来的好处，“穷人”无法分享。杜芬奴认为应鼓励“穷人”投入金融活动，如此他们才会有所得益。

由于政府派发种种形形色色成本昂贵的“免费午餐”，以美国来说，“穷人”虽因此不致饥寒交迫、潦倒街头（西方大都会的露宿者多是崇尚自由不愿受任何规例拘束的流浪汉），但他们一穷二白的本质不变，生活彷徨，看不到前景，令社会充斥着怨气和戾气。据美国金融业管理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nthority）于2012年所作的调查，40%受访者说他们面临绝境时无法筹措应急的2000美元；约有三分二受访者指他们失业三个月肯定会断粮……这种情况，在非行全面福利制度的资本主义是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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