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将进一步增加沿线国家低碳发展战略的压力。从2007年到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84亿吨增加到224亿吨，年均增长1.96%。沿线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能源需求的增长、环境气候约束，以及民众意识之间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不断加剧的矛盾冲突将为煤电投资项目带来重重风险。例如，位于巴厘岛的Celukan Bawang电站收到了来自当地农民和渔民的诉讼，抗议该电厂冷却水排放将对当地海洋环境和生态造成的影响[3]。2019年6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非洲的拉姆燃煤电厂因为靠近自然保护区以及公众参与不充分等原因而被叫停，只有待重新完成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后才可继续进行[4]。类似事件将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影响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责任担当形象，乃至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声誉。

与此同时，全球煤电投资已然进入收缩状态。从全球范围来看，煤电投资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风险已经越来越显著。以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多家多边金融机构从2018年10月起纷纷停止对新建燃煤电厂的融资。至今全球已有超过100多家银行、保险和资管做出该承诺，或制定转型计划逐步减少煤炭项目所占的资产比重。这些因素都为中国企业的煤电投资收益前景蒙上阴影。

与煤电投资相比，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海外投资呈现出了逆风飞扬的状态。REN21最新公布的报告发现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与2017年相比下降了11%，但中国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仍保持迅猛增长的势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绿色和平发布的《”一带一路”后中国企业风电、光伏海外股权投资趋势分析 》报告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股权投资形式参与的光伏项目增加迅猛。2014-2018年，中国的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并投入运营的光伏和风电项目总装机达到了约1709MW，可替代约490MW的煤电装机。其中光伏项目约1277MW，是2009-2013年同类型装机量的2.8倍;在建和计划新建的光伏和风电项目总计10913MW，其中光伏项目7937MW，风电项目2976MW。

中国“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海外投资激增，一方面归功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身蕴藏着丰富的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另一方面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投资海外市场的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平台和政策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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