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连山生态保护区，于资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而于生态来说，却是一个敏感的名字。

这里，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经年博弈，也因此成为近年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加紧推进的大背景下资源经济被迫转型的最具典型意义的地区。

2014年8月，青海木里煤田露天开采破坏草原，被媒体曝光。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祁连山环境保护和青海木里矿区煤田开采等问题，就生态保护作出重要指示。2015年9月28日，针对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对张掖市人民政府、甘肃省林业厅和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青海省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和木里矿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情况的调研报告》上做重要批示。2017年4月，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向甘肃省反馈督察情况。2017年6月，对甘肃祁连山环境污染进行问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祁连山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纠葛的处置方式与力度，更代表了自然保护区内矿权的未来之路。

2016年1月，国家环境保护部还就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河南小秦岭、宁夏贺兰山、山东长岛、广东丹霞山等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问题约谈了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

“让透支的资源环境休养生息”，这是今年2月7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传递出的强烈讯息。国家环境保护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也透漏， “十三五”期间，将深入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工作，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为主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建立严格管控制度。

生态保护的“紧箍咒”只会越来越紧。

能否“双赢”

2015年5月1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及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活动监督管理的通知》 规定，自然保护区属于禁止开发区域，严禁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不符合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活动。地方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禁止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开展任何开发建设活动，建设任何生产经营设施；在实验区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自然资源或自然景观的生产设施，并明确对自然保护区内已设置的商业探矿权、采矿权和取水权，要限期退出；对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前已存在的，以及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各项手续完备且已征得保护区主管部门同意设立的探矿权、采矿权和取水权，要分类提出差别化的补偿和退出方案。

然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难度远远多于解决现实困境。由于保护区与矿业权设立时间先后不一，很多自然保护区内矿山探采许可证的取得时间大多早于自然保护区设立时间，并且保护区边界模糊，环境管理混乱，导致矿业权退出难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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